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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董事高管自我交易?

昌久律师事务所 2019-04-19 15:24:06



裁判要旨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向公司返还。


案情简介


一、宏达公司由麻园村委会(后改为麻园居委会)出资80%、高文出资20%,高文于1998年至2006担任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宏达公司章程中没有关于“允许董事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规定。



二、1998年起,宏达公司与鑫盛公司共同开发麻园商场。1998年8月,宏达公司作出《集资决议》,决定属于公司的营业用房、住房由公司内部职工集资,并规定了集资价。但该决议上仅载有宏达公司的公章,并无公司股东麻园村委会或高文的签章。


三、在集资过程中,宏达公司共出具88.8万元集资收条给高文。


四、商场修建完毕后,宏达公司与鑫盛公司明确了各自的财产范围。2004年5月18日,高文与宏达公司签订《分割协议》,明确:根据《集资决议》,该商场一楼652.68平方米属高文集资,分割给高文。同日,高文办理了房产登记手续,将652.68平方米房屋分别登记高文及其妻刘佳名下。



五、后麻园社区居委会、宏达公司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关于宏达公司麻园商场一楼营业用房产权属高文所有的内容无效,高文退回该营业用房。毕节市中院、贵州省高院均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六、高文、刘佳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高文作为宏达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经理,是公司的高管人员,在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时,理应受到公司法的约束。


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经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违反该规定的合同无效



由于宏达公司章程中没有允许董事、经理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且高文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时均未得到股东会的同意;


同时,尽管《集资决议》允许公司内部职工集资,但《集资决议》上仅载有宏达公司的公章,并无公司股东麻园社区居委会或高文的签章,即亦不能就此推断高文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的交易行为得到了股东会成员的同意。


因此,法院判决高文与宏达公司签订《分割协议》中有关“一楼营业用房属高文所有”的内容无效,高文、刘佳应将该房屋返还给宏达公司。


实务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欲与本公司订立合同,一定要在公司章程明确允许的情况或者股东会同意的情况进行。否则合同无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向公司返还,最终的结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本案的教训非常惨重。


二、结合相关司法案例,未经章程明确允许或未经股东会同意时,不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以自己名义与公司订立合同,其配偶或者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也不能与公司订立合同。



三、结合相关司法案例,被指控与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抗辩理由,可以得到法院支持:


1、名为高管,实际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管。现实中很多公司为吸引劳动者,设定了种类繁多的公司职务,诸如“总监、部门负责人、大区经理、总设计师、厂长”等等。


但实际上《公司法》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一个专业术语,与实际中的“公司高层领导”绝非同一概念,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因此,如公司章程无明确规定,以上种类繁多的职称,均非《公司法》意义上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可以与公司订立合同。


2、虽然章程未明确允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股东会也未就相关事宜作出股东会决议,但如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他股东对此知情且同意的,则不影响订立的合同的效力。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的合同,如属公司纯获利益的交易行为,则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出借资金,并约定合理利息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四、针对以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三个有效抗辩理由,公司可事先在章程中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定,完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的机制


  • 章程中应根据本公司的实际特点,明确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如公司是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其厂长往往具有很大的权力。为了防止厂长与公司进行自我交易,有必要将该岗位列为本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 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必须经过股东会讨论,并形成书面的股东会决议。

  • 章程可以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向公司出借资金,如年利率在15%以下的,不必经过股东会的同意;但年利率在15%以上的,应经过股东会决议。


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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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1999年版)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公司法》(现行版本)第一百四十八条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挪用公司资金;


(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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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阶段的“本院认为”关于此部分的论述:


(二)《分割协议》中关于一层商场产权属于高文所有的内容是否无效


1998年8月,宏达公司作出《集资决议》,决定麻园商场中属于宏达公司的营业用房、住房由公司内部职工集资,如有剩余,外部的单位或个人也可集资,并对各层营业用房、住房的集资价格、办证税费的承担进行了约定。



2004年5月18日,高文与宏达公司签订《分割协议》,载明“根据甲方(宏达公司)1998年8月6日(关于麻园商场营业用房及住房集资的决议)该商场一楼建筑面积652.68平方米(使用面积592平方米)属乙方(高文)集资……


需把该一、二楼的产权分割清楚”而订立该《分割协议》。据此,应将《集资决议》、《分割协议》作为整体来梳理本案法律关系。



案涉集资行为实质上是集资人同宏达公司之间的交易。高文作为宏达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经理,是公司的高管人员,在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时,理应受到公司法的约束。


高文、刘佳关于一、二审法院在本案中适用公司法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能成立。


在宏达公司作出《集资决议》时,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在高文与宏达公司签订《分割协议》时,应适用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该两部公司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即董事、经理必须要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方能与公司进行交易。


该规定是为了保障董事、经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的有效履行,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由于宏达公司章程中没有允许董事、经理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的明确规定,且高文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时均未得到股东会这一公司权力机构以股东会名义作出的同意;


同时,尽管《集资决议》允许公司内部职工集资,但《集资决议》上仅载有宏达公司的公章,并无公司股东麻园社区居委会或高文的签章,即亦不能就此推断高文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的交易行为得到了股东会成员的同意。


本院之所以在本案中对“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进行强调,一是因为当时的公司法对此有明确强制性规定;


二是因为高文与宏达公司进行交易时,既是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又是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中的一个股东本人和另一个股东的主要负责人,且另一个股东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对涉及全体居/村民重大利益的问题作出表意行为时,还须提请居/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因此,高文、刘佳关于麻园社区居委会从始至终均主导并知悉高文集资行为的主张,不能补正高文作为公司董事、经理,又兼具上述特殊身份而主要要有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方能与宏达公司进行集资交易、签订《分割协议》缺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的重大瑕疵。


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支持宏达公司请求,判决《分割协议》中关于一楼营业用房(建筑面积652.68平方米,使用面积592平方米)产权属高文所有的内容无效,并无不当。



(三)高文、刘佳获得的案涉一层商场产权应否返还宏达公司


高文主张其获得案涉一层商场产权是基于其就案涉房产向宏达公司集资88.8万元。


基于高文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法院未对高文是否向宏达公司集资88.8万元进行审理。


即便经过审理,认定高文向宏达公司实际集资88.8万元,也如前所述,由于高文作为董事、经理,与宏达公司进行的集资交易和签订的《分割协议》缺乏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作为依据,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交易行为归于无效,基于交易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故宏达公司主张高文返还案涉一层商场产权,本院予以支持。



高文、刘佳主张刘佳作为第三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合法取得已登记于其名下的案涉房产。


在高文缺乏合法依据而与宏达公司签订《分割协议》,约定案涉一层商场652.68平方米属高文集资;


分割给高文的情况下,高文到毕节市房产局申办房产登记手续,将326.34平方米房产登记在刘佳名下,构成无权处分,高文、刘佳未提供证据证明,刘佳为从高文这一无处分权人处获得案涉房产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更何况高文与刘佳系夫妻关系,刘佳对于房产权属变更亦难言善意。故在本案中,刘佳取得案涉房产没有法律依据。


案件来源

 

高文、刘佳等与高文、毕节市宏达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59号]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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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合同无效。



案例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南通天丰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与范建国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2016)苏民终1171号]认为;


“范建国取得涉案专利申请权的行为应属无效,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范建国在2013年7月21日被免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及总工程师。


但是其提交的2013年7月25日天丰公司同意将含涉案专利在内的5个专利归还给范建国的协议,并未经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同时,范建国亦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在上述归还协议及有关涉案专利的转让协议中,天丰公司的印章系代表着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案例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刘鹏程与江油市丰威特种带钢有限责任公司、刘宝志、任新建专利申请权转让纠纷[(2014)川知民终字第17号]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本案中,刘鹏程于2012年4月16日与丰威公司签订《申请权转让协议》,约定丰威公司将其所有的“低温取向硅钢生产全工艺”专利申请权转让给刘鹏程。


因该协议系刘鹏程担任丰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未经本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的情况下形成,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原审判决认定“丰威公司于2012年4月16日与刘鹏程签订的《申请权转让协议》无效”正确,刘鹏程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案例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马朝阳与郑州怡商置业有限公司、郑州乐地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2010)豫法民二终字第55号]认为;


“马朝阳与郑州怡商签订的《协议书》是马朝阳任郑州怡商法定代表人期间与郑州怡商签订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该《协议书》应认定无效。”



案例4: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海恒生电讯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恒生智达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2012)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237号]认为;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恒生智达公司的章程亦规定董事、总经理除章程规定的事宜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本案中,田某某在无证据证明已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的情况下,作为恒生智达公司的董事及总经理,与恒生智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该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故应认定无效,原审法院据此判令田某某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并无不当。”


案例5: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深圳市麦金利投资有限公司与孙鹤鸣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2015)深中法涉外仲字第149号]认为,“公司法上述规定属于禁止性规定。


作为麦金利公司的股东、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孙鹤鸣与麦金利公司签订《解除及返还股权协议》并进行股权交易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违反了公司法上述规定,该协议(包括仲裁条款)不能视为麦金利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麦金利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即孙鹤鸣与麦金利公司就涉案纠纷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



(来源自民商事裁判规则;作者唐青林、李舒、李斌)